生物伦理学家：担心胚胎模型或类器官获得人格过早

由于对人的认知标准设定得如此之高，现在就担心脑类器官、神经嵌合体或胚胎模型是

  由于对人的认知标准设定得如此之高，现在就担心脑类器官、神经嵌合体或胚胎模型是否应该得到通常给予人类的道德保护，似乎为时过早。现在的科学根本不支持这些担忧，未来必须有非常重大的技术创新才可能面临有关问题。即使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极端的人类与非人类神经嵌合形式，也不用担忧动物身上出现的人格。”

  过去几年，干细胞的发展为科学发现创造了许多新工具。例如在细胞培养系统中对几周大的人类胚胎进行整体建模，在体外重建大脑等器官的最初形成方式，以及构建基于干细胞的嵌合动物来研究宿主大脑中人源化区域的生长，它们对研究人类的发育和生长至关重要。

  无论是胚胎模型、类器官，还是人类/非人类嵌合体的研究，自出现起就一直伴随着伦理争议，包括捐赠者对多能细胞系的产生和使用的自主权、大脑类器官和神经系统中会产生类人自我意识等。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0日，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和波士顿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生物伦理学家Insoo Hyun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由于对人的认知标准设定得如此之高，现在就担心脑类器官、神经嵌合体或胚胎模型是否应该得到通常给予人类的道德保护，似乎为时过早。现在的科学根本不支持这些担忧，未来必须有非常重大的技术创新才可能面临有关问题。即使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极端的人类与非人类神经嵌合形式，也不用担忧动物身上出现的人格。”

  Hyun提及关注这些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是否会影响人的概念，“自从能轻松解码DNA的技术发展和广泛使用以来，许多人慢慢的开始接受一种简化主义的倾向，即把‘他们是谁’等同于他们的基因。当我们凝视人类生物建模所提供的下一轮科学可能性时，也许有理由对类似的思维转变保持警惕。这些新技术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吗？个人的概念是什么？这些新技术对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为了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Hyun首先区分了“生物个体”和“人”的概念。“生物个体”可以指单个的人、单个的动物，或者一个实验室生成的胚胎模型、类器官或嵌合体。“人”是特殊形式的生物个体。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只有当个体拥有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并能够对欲望进行复杂思考，能够在更高水平上进行自我反思时，才能被定义为“人”。

  “我们很容易将‘生物个体’和‘人’的概念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涉及早期人类发展的伦理话语中。” Hyun写道，1984年，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将人类胚胎研究的时间限制设定为体外受精后连续14天，即著名的“14天规则”。之所以将限制时间设定为14天，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大致标志着原始条纹的出现，原始条纹是胚胎前期和胚胎的分界点，也标志着胚胎内、中、外胚层发育的开始，此时胚胎开始发育成为“人”的形态。

  Hyun说，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即胚胎原始条纹的形成和随后的生物个体化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所有脊椎动物在发育早期都经历了原始条纹的形成和个体化。“对人类胚胎倡导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生物个性化本身，而是一种假定，即在正常的妊娠情况下，一个人类胚胎将成为一个婴儿，他们对胚胎个体化的伦理重视似乎源于隐含的人格的伦理重要性。这就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对使用小鼠和其他动物胚胎进行研究的关注度不如对使用人类胚胎的关注，即使人类和非人类胚胎的研究阶段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生物个体的人格潜力很重要，但“潜力”的概念也需要被重新理解。Hyun认为，充分的人格潜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生物学意义上的潜力，即个人实现其物理意义的先天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意义上的潜力，即他人的社会选择和技术上的支持。例如，体外胚胎不仅需要在基因和形态上强大，才有机会成为生物学上的人，而且还必须被选择、被植入女性的子宫，直到分娩。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们必具备大脑功能恢复的生物学潜力，且在医院环境中由技术人员和决策者提供照顾。

  也就是说，用于研究而非辅助生殖目的的胚胎成为人的潜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同样，虽然类器官可以自我组装，并在小范围内执行人体器官的许多功能，但不可能自我组装成一个独立运作和有意识的个体。

  但这并不代表在发展这些新技术时已无什么值得考虑的了。“应该问的不是人格的问题，而是非人生物体会发生啥，他们是否以及何时有可能变得有知觉？” Hyun说。目前的体外胚胎和类器官远未达到拥有感知能力的程度，即拥有像快乐和痛苦这样的感官体验的能力，人类胎儿在妊娠24周后会产生这些能力。只有当类器官被移植到活体动物模型中时，它们才有机会具有感知能力，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将人脑类到老鼠身上——老鼠已经被认为有感知能力，这类研究已经受到严格的伦理审查。

  “对于新技术是否会动摇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仍就注意到生物个体和人、生物和环境潜力、有知觉和无知觉的生物个体之间的根本区别，答案是否定的。与其削弱我们珍视人类生命的基础，不如加深对有关技术的熟悉，从而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真实的人和有知觉的个体的幸福，从而加强我们的信念。” Hyun总结道。